杨尚昆回忆：张闻天与毛泽东为何产生分歧？

杨尚昆回忆：张闻天与毛泽东为何产生分歧？

杨尚昆与张闻天之间维系着长达近四十载的深厚友谊，堪称知己与战友的典范。

2007年，恰逢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之际，我室（中央党史研究室）的一位同事来电告知，电视台的记者将前来采访我。采访的主题聚焦于杨尚昆同志与张闻天同志的交往。于是，我从存档材料中精选出一篇杨尚昆同志1986年的谈话记录。

未公开发表的对话（编者按：本文发表于《炎黄春秋》杂志2009年第3期，距今已两年。）此次谈话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邀请而进行，发生于1986年8月30日，具体地点为北京三座门内其办公室内的会议室。

此次会面因张闻天夫人，亦即杨尚昆的资深战友刘英的参与而增色，共同的过往和体验让杨尚昆谈兴盎然，尽管话题始终绕不开张闻天，实则深入探讨了党史中的诸多关键事件。

此次交谈所留下的，仅是这份详尽无遗的录音记录文稿。

时光荏苒，自那场对话至今已逾二十载。杨刘二老均已驾鹤西归，而参与此次对话的编辑组成员，现仅存我与编辑组前首脑萧扬二人。为了保留这段珍贵的对话，我们便依据这份录音资料，将其整理成文。

01

张闻天在上海

我和闻天二人，自四中全会结束之后，一同自莫斯科返国。他抵达后，便即刻投身于宣传部的工作中。

在那个时期，闻天的思想依然沿袭着莫斯科所传授的体系，与王明的观点颇为相似。据我所知，许多文件均出自他的手笔。因此，在上海那段时光里，他的思想依旧保持着教条化的特点。

然而，闻天在苏联的学习成绩堪称优异，他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。另一位则是王稼祥。

博古与我相仿，亦擅即兴发挥。此君聪慧过人，才思敏捷，论辩能力更是出众。

经过亲身接触实际，闻天才深感王明的理论行不通。

在四中全会上，王明是在反对立三路线的背景下登台的。然而，尽管四中全会后实施的策略在实质上与立三路线相仿，唯一的区别在于，全国暴动计划被取消，同时行动委员会亦不复存在。

在那个时代，即便是闻天也尚未领悟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，当时普遍遵循的仍是围绕城市为中心的模式。这主要体现在依靠罢工、示威以及举办“飞行集会”等方式进行抗争。

昔日南京路上，设有先施公司，我方人员便先在那处燃放鞭炮，随后数人高声呼喊口号，随即引得过往行人纷纷围观。

每当此刻，警力便会迅速集结，前来逮捕相关人员，导致我们每次都不得不承受人员被拘捕的后果。

工厂罢工，不过是一时的喧嚣，一旦工头挥拳相向，整个车间便即刻陷入沉寂。工会亦与共产党紧密相连。一旦风波再起，巡捕便会闻风而至，拘捕人群。工厂的根基由此动摇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，工人们的情绪再次蠢蠢欲动。如此恶性循环，不曾间断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闻天心中逐渐滋生了一种不安，他深知此法不可行。尤其是在1932年，他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，这种观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彼时，尚无独立的上海市委机构，江苏省委实则履行着上海市委的职能。我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一职。

自然，彼时他的思想尚未达到后来的深度。他谈论的焦点多集中在工作未能妥善完成这一层面，常常抱怨自己准备不足，或是行动过于仓促。

然而，我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并非长久之计，这一观点已被提出。大家普遍认为，持续这样下去并无太多意义。

淞沪抗战爆发之际，上海共有十三家日本纱厂联合发起罢工，场面同样声势浩大。

鉴于那些工厂均设立于闸北，自日本人占领闸北之后，众多工人纷纷迁往租界地带。

工人们怀揣着浓厚的爱国情怀，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。为保障工人们的基本生活，他们依靠“民反”——即“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”（以下简称“民反”——笔者注）在民间发起募捐，并开设了粥场。每日，每位工人均可领得两餐稀粥。

一日，宋庆龄经由他人传达，表示愿意捐赠两千元。须知，在那个年代，两千元实属一笔不小的数目，那是真正的银元。

然而，凯丰当时力主拒绝，而我则坚持应当接受。彼时，凯丰任职于团中央，而我则供职于江苏省委宣传科。

遂与闻天商议，闻天亦力主接纳。因此，我们顺利地接收了这两千元。当时，我们更是创办了一份报纸，每周发行三期。对于这一善举，我们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感谢公告。

当时为何有人持不同意见，究其原因，乃是因为他们认为宋氏属于第三党派。那时流行一个观点，即第三种势力，亦即中间派，其欺骗性远胜于国民党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。这种看法，不过是照搬了斯大林对社民党的评价公式。

总体而言，闻天在这一阶段尚未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，然而，在实际工作中，他却深感诸多问题亟待深思。

因此，他当时的内心所思与笔端所书，已逐渐拉开了距离。此时，他已有多篇文章流露出试图纠正某些“左”倾倾向的意愿，然而，这种思想的转变尚未达到彻底的程度。

02

张闻天、博古、毛泽东（中央苏区时期）

闻天抵达中央苏区的时间比我大约提前了十天。当我抵达中央苏区时，他正正在进行一场报告。

我抵达后，便率先向小超（邓颖超）进行了报到，彼时她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。完成报到手续后，她随即为我安排了住处。一瞧屋内尚余一张床位，她便向我解释那是张闻天所用的。

闻天归来，甫一相见便言：“你终于来了！一切都好。”他还补充道，我此前（在上海之际）与你道的那句“再见”，实则是指望在此重逢。

在那段时光里，我与他在那所房屋中共度了数月时光。

在中央苏区那段时光，闻天最初担任的是宣传部长一职，而我则是一名宣传部干事。及至我奉命前往创建党校——亦称共产主义大学——之际，闻天已荣任校长，而我则被任命为副校长。尽管如此，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过多干预。

编辑组同志问：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《反省笔记》中，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“罗明路线”错误，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，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“邓毛谢古小组织”的是罗迈(李维汉)。对此应该如何看?

在反击“罗明路线”之际，我已抵达瑞金。那段斗争，我深知是由博古发起的，而策划此事，我推测亦出自博古之手。那时，博古被誉为总书记。

为何博古能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呢？那是因为在斗罗明时期，我尚在瑞金。起初，罗明显得十分固执，拒不承认自己的过错。

彼时，我与博古同住楼舍，博古与陈云等邻室而居。目睹罗明拒不认错，博古心中顿时感到慌乱。毕竟，是他亲自掀起了这场斗争，若不能取得胜利，岂不意味着他将面临败局，乃至垮台之险？

于是便召集了众多人士，一同前往劝说罗明。众人纷纷劝慰他，强调务必服从整体大局，切不可如此行事。

随后，罗明坦诚地承认了错误。诚然，那起针对个人的事件由罗迈（李维汉）主导，而我在邓毛谢古事件中已离开瑞金。然而，我了解到罗迈抵达苏区后便成立了组织局，李维汉担任书记一职，几乎可说是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。

据此推测，此事件的主谋当属博古，而具体执行整人行动的，则是李维汉。

关于那篇文章，系闻天所撰。彼时，他的思想尚未完全转变，自然，在那个时期，他也只能以那样的方式来写作。

天同与博古原本在思想层面上步调一致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。博古对教条主义的坚守尤为坚定，抵达中央苏区后，他实际上将闻天排除在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核心之外，安排他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。

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，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，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，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，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，也就是总理那里。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。

其次，既然张闻天在政府部门任职，您便宜适当减少对中央事务的干预。

然而，闻天与博古两人当时一直存在分歧，他们的思想观念亦各不相同。

博古个性鲜明，颇具个人特色。毛主席曾评价他如同一介书生，他的书生气颇为浓厚，然而，书生气质并非贬义。换言之，他热衷于理论研究，且其文笔颇受赞誉。

投身政府工作，这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契机，尤其是与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。因此，我认为闻天转变的转折点，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那个阶段。

起初，毛主席并未与他推心置腹，而是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在他看来，博古与洛甫如同同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，紧密相连。

王稼祥是较早进入苏区的，据我推测，毛泽东可能是在与王稼祥的交往中，首先透露了他的思想。至于张闻天，毛泽东则是先行试探。然而，在瑞金，他们之间并未有过太多的私人往来。

昔日，反毛情绪最为激昂者，莫过于任弼时。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中，周恩来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，然而周恩来尚未抵达，任弼时便主持大局，将毛主席撤销了职务。因此，毛泽东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，依然提到，在中央苏区与他唱反调的最后一人，便是任弼时。

刘英：他记得真清楚！

此人于此事态度如此。故若任弼时不幸未逝，文化大革命亦难免走向终结。

我揣测，闻天彼时或许也曾从弼时口中听闻过若干对毛主席的微词，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看法。弼时当时对毛主席的某些决策持有不同意见，例如，在肃反运动中，他认为毛主席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，而毛主席本人却始终未曾认可他在肃反中有责任。

我最近思考，在瑞金时期，毛主席是否也存在过“左”倾倾向？比如查田运动，如今回顾，那份由毛主席主导的文件显然带有一定的“左”倾色彩。

虽非掌权之时，他却投身于具体事务，而他主导的查田运动，实属“左”倾之举。

（刘英插话：在第二次扩红的过程中，于都之行，他亲自指导我。他所给予我的指示是：凡有反对扩红者，格杀勿论。

后来电话要求三天内找出反革命。

县保卫局随后拘捕了一众民众，硬是指控他们为“改组派”。我个人却认为此说过于偏激，带有明显的“左”倾倾向。

继而，洛甫寄来了一封书信，指出持反对意见于扩红之举者，未必即是反革命分子。由此，我们才将那些人释放了出来。

查田运动的成效在于对一批中农进行了整顿，而至于富农，那时早已不复存在。

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红军的数量迅速增长至百万。谁还敢不加入红军呢？虽然扩充红军的成绩是显著的，但这种方法并不可取，实际上等同于强行征兵，就像兴国那样，几乎已经没有壮丁可供征召了。

03

动员突围—遵义会议

在长征启程之际，闻天先生撰写了《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》一文，正是这篇著作，激励我们于干部会议上积极动员，寻求突围之道。

在长征前夕，博古与李德两位同志曾莅临我三军团，此次是他们二度造访。而首度来访，则是在攻克广昌战役期间，彼时他们与彭德怀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

此次他们再度提及突围之策，声称中央并无内部文件可循。唯有张闻天同志所撰社论一篇，可视为中央立场之体现。

然而，文中叙述颇为隐晦，若非略知一二，恐怕难以轻易察觉。

需探讨的，是这篇社论中的一个细节。我依稀记得，其中提及了一项指令，标注为“供干部讨论会使用”。这里的“讨论”，并非如今这般，仅是召开一个干部会议，由师团级或县团级官员逐一阐述，实则并非如此。

彼时，我担任三军团的政委，所做决策仅限于向师长们传达，甚至团长的层面都未曾触及。

毛主席屡次提及此事，强调其未能透彻阐述，实则为何非得阐明方能启程？毕竟，对于军队而言，遵从命令便是行动的准则。

前方战友们对你们——即长征初期刘英所领的中央纵队——所尾随的那支“红章纵队”关切有加。（按：在长征伊始，红军主力军团依照李德的“布局”，一、三军团分居左右两翼，形成对中央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的严密保护，犹如“甬道”般引领前行。杨尚昆所属的三军团肩负起右翼的防御重任。而刘英当时所在的部队，被称为“红章纵队”，于中央纵队中担任巡视一职。）众议纷纷，甚至有人戏称其为“乌合之众”。前方等待时间有时长达两三天，方能盼得你们的到来。

三军团最为沮丧的经历，莫过于渡过湘江之时，只因中央纵队的行进延误了整整一日。

湘江战役与白崇禧部交手，战况惨烈，损失颇为惨重。因此，前线诸多同志对你们颇有微词，纷纷指责正是由于你们的行动，导致我军陷入了困境。

此外，中央纵队的每一位同志都手持火把，准备踏夜前行。然而，前方战友目睹此景，不禁口出责骂。原来，军队中的战斗部队是严禁点燃火光的。

（刘英焦急地说道：若不立即点火，那些行李将尽数化为灰烬！）

博古同志发言结束后，首位上台报告的是洛甫同志。他简要回顾了长征初期那段历程，核心内容无不体现着毛主席的思想精髓。在那个时期，他对毛主席怀有极高的敬意。

主席对他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，从主席的角度来看，他是希望我能从那些教条主义的阵营中挑选一人，以作为先锋。随后，主席又补充了几句，言辞间显得更为尖锐。而遵义会议上的那份文件，亦是由洛甫所起草。

在遵义会议落幕之际，便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。然而，将博古从领导岗位上撤下，并由张闻天接替其职务，这一决策正是遵义会议所确立的。

闻天的转变，与他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期间与毛主席的交流密切相关。在毛主席的深刻影响下，毛主席与他深入探讨了一系列问题，这使得他在遵义会议上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。大致情况便是如此。

然而，若要他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指出王明的整个路线存在错误，我认为闻天可能难以作出如此决断。毕竟，这其中还涉及到了共产国际的问题。刘英：那时对国际很迷信。他与毛主席关系良好。

陈云传达给中央纵队

遵义会议提纲

04

关于会理会议

会理会议于云南会理附近的一处村落召开。与会者包括林彪与聂荣臻，而我与彭德怀则代表三军团出席。

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，那是在一处茅草棚子的附近，一处露天之所。

我脚受伤了，被担架抬去的。

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，也牵连到几个军团。

自遵义一别，部队便开始了漫长的徒步之旅，期间怨声载道。日复一日，队伍辗转迁徙，却始终未能明晓最终目标何在，唯有不断地执行命令。

部队疲惫不堪。行进途中，彼此推搡，争相向前，唯力量强大者方能疾行。一军团与三军团在途中相遇，双方均不示弱，互不相让。

尤其是干部团的陈赓对一军团的杨成武所属团队颇有微词，言辞激烈，甚至公开痛骂，情绪激动时更是连声咒骂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军中思想状况确实颇为混乱。

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困境中，众多人士向洛甫提出反映，指出若继续避免战斗却导致如此多的生命消逝，实乃不可持续之策。

对于这种战术，洛甫亦感陌生。彭德怀同样一无所知，因此我亦向他提及，实际上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缺乏了解，是他最感不悦之事。

王稼祥在军事议题上对毛泽东持有不同见解，然他未敢直面毛泽东表达，而是转述给了洛甫。洛甫闻之，遂向毛泽东转达，此举却激怒了毛泽东，导致其情绪失控。

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，信是要毛下台，要彭德怀出来指挥。

然而，会议中有人声称张闻天已抵达三军团司令部，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多次交谈。我立即起身澄清，明确表示自己身为政治委员，与彭德怀日日相伴，绝无此事发生。张闻天并未踏足三兵团。因此，这种说法导致人们怀疑张闻天与彭德怀暗中勾结，意图反对毛主席。

这完全是个冤枉，毛主席却始终深信。

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。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，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？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。

05

瓦窑堡争论

长征抵达陕北之际，党内在战略方针的问题上实则存在若干分歧与不同的见解。

彼时，毛主席提出一项战略规划，即脱离陕北，进而占据太行山脉，随后拓展至绥远地区，以此依托内蒙古的地利。

他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，仿佛是在洛甫同志的窑洞中酝酿而成，而非毛主席的居所。

（刘英插话道：确实如此。那时的会议大都是在洛甫先生的窑洞中举行的。）

众人反对此意见。

刘英：争论激烈。

因此，东征之际，彭德怀与林彪均抱有抗拒之情，二人皆源自同一地。他们深知毛主席的旨意，意图远离根据地。当时，众人心生恐惧，不愿与根据地分离。毕竟，跋涉千里，历经艰辛，才觅得一片安身之地，不料又要踏上征程，心中怎能不忐忑呢？

事实上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同。鉴于此，毛主席最终对其进行了调整。

东征之路，实乃步步为营，瓦窑堡虽设有留守之所。然而，他并未就此放弃己见。遗憾的是，最终并未能如预期般取得胜利。

周恩来与博古选择留在瓦窑堡，而洛甫则选择随我们一同渡河。

东征的战绩颇丰，疆域得以大幅扩张，然县城却无一落入我方掌握。

恰逢此时，国民党寻求与我们携手合作，博古及王稼祥等同志亦一同前赴前线。随后，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召开会议。会议最终决定折返，于是我们重返西部。由此可见，彼时已有分歧之见初露端倪。

06

张闻天不赞同毛与江青婚配。

在延安，毛主席对洛甫颇感不悦，其缘由之一便在于洛甫曾反对他与江青的结合。

我曾目睹过洛甫致毛主席的那封亲笔信。当时毛主席寓居于凤凰山脚之下，他命罗瑞卿负责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，并将这封信交予罗瑞卿过目。罗瑞卿又将信转给了我。

洛甫的态度非常坚定，坚决反对他与江青的结合。此后，毛主席在开会时常常指责他，认为他不过是沉迷于吃喝嫖赌，孙中山能这样做，他为何不能？在我看来，毛主席最介意的就是这一点。

在那个时期，向其写信表达心声的，正是中央的同志——洛甫。

（刘英插言：彼时，他身为党的领导核心，然而诸多资深党员均有所微词。

昔日在中央党校深造的王世英，曾投身情报领域，对外界流传的江青诸多桃色传闻有所耳闻，认为毛主席与她联姻对党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。于是，他向中央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，信中署名的名单颇为冗长。

闻天告知我，他因此特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并已送达。毛主席阅后，拍案而起，断言：“老子就是要与她结为连理，谁敢干涉！后天便举行婚礼。”

昔日，传闻流传，称江青与毛氏联姻之际，中央曾作出一项决定，禁止她涉足政治领域。实则，此等传闻纯属无稽之谈。

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，果真如此的话，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？

此外，两年前我曾向陈云提问，提及他在延安时期同时担任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一职，是否对此有所了解。他的回应是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。

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，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，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，并未离婚，你要注意啦。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，毛就打电话给陈云，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。

此刻，他与她已结为连理，所谓的“结婚”，实则不过如此平常。

当时正值中央召开六中全会，众多人士纷纷前往延安。我们前往拜访毛主席时，恰好江青从窑洞走出，贺老总随即好奇地问毛主席：“这位是何人？”毛主席微微一笑，回应道：“哎？你这问题问得真是奇特。”

贺老总表示，既然主席家中出现了一位我们不熟悉的人物，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就此询问一番呢？

不久后，便邀请我们共进晚餐。我共参加了两次聚餐，首次便是罗瑞卿等人邀请的那次，而我知道洛甫并未出席洛甫的那场聚会。

在我看来，在延安，洛甫的行为很可能是导致毛泽东最感不悦的因素，甚至那封由王世英执笔的信，也疑似洛甫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。自此，他对洛甫的交往态度发生了转变，不再是友善相待，而是不时流露出讽刺与嘲讽。

因此，他们二人渐行渐远，关系逐渐疏离，这或许始于长征的后期阶段。然而，在会理会议之后，主要在于行军过程中，尚不明显地暴露出他们之间的分歧。

闻天同志昔日确有教条之嫌，然而另一方面，他对理论研究充满热情。遗憾的是，他社会经验不足，显得过于天真，天真得近乎纯真。

07

延安时期毛泽东

张闻天关系演变

对于中央的诸多事务，我亦并非全然明了，尤其是那段关于长征的历程。

在延安，我确实逗留了较长时间。当时，我并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，然而，身为北方局书记，我在整风运动期间又被任命为党组书记，因此得以参加政治局的所有会议。我记忆中，在保安时期，闻天与毛主席的关系相当融洽。

此后，我转战至前线。1939年，我重返延安，那时我便察觉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。

1940年，我重返延安，当时闻天主要负责宣传工作，其他事务他通常不予过多理会。

察觉到他的心情颇为沉重，我前往探望，发现他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剪报的忙碌中，对于资料的搜集更是格外用心。在延安，我频繁造访闻天处，时常串门。

即便毛主席在延安也曾言及，其意不过是言明：你既无力管辖，又无力担当事务，却仍僵持在岗位上，不愿放手。

（编者注：张闻天在1943年所著的《反省笔记》中提及，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，他曾向毛泽东提出愿将总书记职务让出的请求，然而毛泽东当时并未赞同此提议。）

《笔记》中进一步阐明，“在六中全会召开期间，尽管我并未辞去总书记的职务，然而我的策略却是逐步将工作重心移交他人，而非固执地予以保留”。

闻天曾与我进行了一次商谈，据他所述，此事便全权委托于你，我已不再过问，一切悉听尊便。毛主席自然乐意接受。他的本意便是将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毋庸置疑，在延安时期，尤其是在延安的后期，毛泽东对洛甫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。他似乎并未意识到，在遵义会议上，他本人曾得到了对他的路线主张的支持。个人认为，毛泽东对洛甫持有某种成见。

为何洛甫会前往晋西北进行调研？原因在于毛主席对其进行了多番尖锐的批评，诸如“言必称希腊”，指责其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，缺乏调查研究等。显然，这是针对洛甫的，我们都能心领神会。

那时的洛甫心情阴郁，便独自离去。毕竟，这样的事情不是更显轻松吗？您毛主席独自决断，我选择离开。

此刻，洛甫或许也多少感觉我是党的领导人，他或许会觉得我应当与他商议。从洛甫的角度来看，他可能觉得你不尊重我。

08

“二十八个半”问题

与“抢救运动”

我对闻天对王明持负面看法的事实有所耳闻，这一点我确实了解。

在莫斯科大学期间，他对王明的印象便不佳。因此，若说他敬佩王明，那纯粹是无稽之谈。

所谓的“二十八个半”，实乃陈伯达等人所杜撰。

在延安讲授“二十八个半”的议题时，博古和洛甫亦被计入其中。

原本的说法是：我就说如果要算，这些人都不能算。为什么？因为“反中共代表团斗争”时我在支部局，我就算一个反的。既然涉及计算，那么这些人显然不应被计入。原因在于，在我参与支部局的“反中共代表团斗争”时期，我便是其中的一员。

博古昔时犹在，然彼时已非校园中人，彼日供职于中国问题研究院。

洛甫彼时已跻身红色教授学院。除礼拜六偶来学校外，其余时光鲜少露面。彼时他既非支部局成员，亦非在校生，因此那事与他并无瓜葛。

我得知任弼时同志对于抢救运动持反对意见，这是他亲口对我所言，他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可取。然而，当时弼时同志提出的某些正确见解，毛主席亦曾予以拒绝。

康生那人心术不正，回想当年对抗柯庆施之际，学委会让我们布置任务，我质疑：有何证据证明他是特务？答案：毫无证据！

即将召开会议，我却持反对意见。我本人，邓发同志，以及李富春同志，我们三人皆不赞同。

前往找康生，他是学委会的副主任，向他反映情况，提出这样的问题无法解决，如果继续斗争，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下台？

当时康生的态度极其恶劣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书记处已作出决定，你们只需遵照执行即可。”

遂拜访弼时，他却表示“我亦持反对意见”，却无奈地承认自己力不从心。

这场斗争自下午两点持续至七八点钟，却依然未见分晓。众人纷纷集结，一致对准柯庆施发起攻击，实则并无任何确凿证据，不过是基于一些无稽之谈，诸如“看到你在街上戴着黑眼镜”之类的言论，进而进行逼供。

主席在会上质问，为何会议如此冗长？康生，你是否了解情况？康生回应说，是他们决定召开此会，而我并未要求他们这么做。瞧他这番言辞。

曾有一位名叫韩进的同志，在延安接受审查的过程中，遭受了极大的苦难。

实际上，这位人物曾是我在上海期间的相识。他曾不幸被敌人捕获，面临枪决，却奇迹般地未命丧黄泉。头部受伤后，他假装死去，待到夜深人静，一位卖豆浆的老者发现了尚有微弱的呼吸，遂将其救下。

待伤势稍有好转，他便风风火火地跑至租界寻我，我亦慷慨地资助了他几十元。

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，他们对他产生了怀疑，认为他是托派分子，甚至诬陷他是日本人。这一切都源于康生所采用的“推比法”。正是这种手段导致了他被囚禁。当时，他们用以证明的证据竟然是韩进已被敌人枪决的说法。

事实上，康生当时意图对老干部进行打击。中直机关内，已有十几位老干部被列入了拘捕名单，甚至连住所都已安排妥当，这一点我确有所闻。

正因未能攻克柯庆施这一关，心中便生疑虑，康生遂迅速收束了局面。

若柯庆施当时稍作胡言乱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时，私设公堂的现象屡见不鲜，实则堪比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前奏，只不过影响范围尚小。

党校竟然创设了一个名为“红旗党”的组织，此举亦出自康生之手。他在杨家岭进行了一场重要报告，宣称河南、湖北等地均为“红旗党”。总之，周总理所管辖的各省委无一例外地被划入了“红旗党”的行列。

（刘英插话：党校内设有专门的特别支部，负责管理此类人员。）

此时，情形果然如此严重！就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受到了严重的整治，毕竟钱瑛当时负责南方局的组织工作。周总理在那段时间里也深感苦闷。刘英：他不好说话。

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，王明在外地撰写了《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》，该文件被毛主席视为一个纲领性文件，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。因此，这起事件很快便归咎于周恩来总理。后来在审干工作的后期，康生推出的“红旗党”事件中，周恩来总理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，实际上是对他的政治打压。

彼时，我居于山间，每至用餐时分，必得途经其门前。饭前，我总会先至其处探望，只见他当时情绪低落，显得颇为郁郁。

然而，在那个时期，没有总理确实不行。国民党的那一套，唯有总理方能应对自如。无人能够取代总理的位置。

在整风运动后期，仍有同志正式向毛主席进言，指出教条主义的批判已较为深入，当前或许应将焦点转向对经验主义的探讨。然而，毛主席对此并不认同。

毛主席的一生，充满了矛盾与挑战。然而，维护他的权力始终是他心中的核心。因此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任何曾与他为敌之人，他都铭记于心。

09

关于高岗事件

毛主席性格中颇为多疑，而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担任大使期间，我猜想毛主席或许亦存有几分疑虑。

在那个时期，苏联的大使一职由张闻天和王稼祥先后担任。相较之下，当王稼祥出任大使期间，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的重视程度显然更高，对待的规格亦更为隆重。

在刘英与张闻天归国之际，苏共政治局委员热情地宴请了他们，并赠送了礼物。刘英趁机插言道：“莫洛托夫他可是杰出的外交家啊。”

洛甫同志自然如实汇报，并未对此有所隐瞒。

张闻天和王稼祥均曾在苏联接受过培养，为何对你比对王稼祥更为优待？此外，高岗事件也牵连到了张闻天。或许你（刘英）对此并不了解。

（刘英答：知晓。毕竟那时他已进行了反省。那是因为他前去探望了他。）

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我们尚未了解的关于毛主席内心想法的问题。实则，张闻天探望高岗，这其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

（刘英插话道：正是如此。他与高岗曾在东北共事，归来自然前往拜访，那时还全然不知他已陷入困境。）

有传言称，高岗当时全力以赴地反对少奇同志，以及总理，或许这背后实为毛主席的旨意。后来毛主席察觉到局势有所不妥，便转而加以反对。

“那就是将他架空了。”这无疑增添了他对少奇同志的些许不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问题逐渐演变得愈发复杂。

当时举行的财经会议，实则成为了高岗对总理发起挑战的场所；而同期进行的组织工作会议，则是饶漱石向少奇发起的挑战。这两次会议，实质上都是高岗在幕后操控的。

高岗并未明确指出我国列宁问题已获解决，而斯大林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。因此，他主张仿效斯大林的领导风格。毛主席当时就已知晓高岗的这些举措。

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，就试试他那个“中央轮流当主席”大家赞成不赞成。

高岗事件即将爆发之际，毛主席即将前往杭州。临行前，他在怀仁堂主持了一次会议，并提出了“轮流坐庄”的议题。然而，与会者均对此表示反对，无人支持这一提议。会议结束后，毛主席随即登车启程。我陪同他一同前往杭州。

会议结束后，高岗随即找来陈云，询问他为何对“轮流做庄”持反对态度，并建议他应予以支持。

陈云说，这不行，你看哪个合适？

高岗说：一人一个。

“这难道是要剥夺我的权力吗？”

高岗亦曾向小平提及此事。小平当时便感叹道：“唉，这些画像而已！你在这群画像中寻觅，其他人显然都不具备那样的资格。”

昔日，何尝不是拥有一众杰出领袖，诸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，难道我们只能在这些人中寻觅答案吗？

高岗不敢再找小平。

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，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。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。

10

庐山会议

自闻天大使自苏联返国后，他与毛主席的交谈愈发显得不甚融洽，他鲜少造访，毛主席亦不多加召见。

在庐山会议期间，我得知闻天同志有意愿与毛主席进行一次个别交谈，然而毛主席却婉拒了这一请求。

庐山会议的局势骤然转变。原定议程旨在纠治当时的“左”倾错误，正如刘少奇所言，即“成绩点到为止，缺点深入剖析。”因此，与会者们在上山之初，普遍将目光聚焦于反“左”这一议题。

既已撰写了“纪要”，彼时乔木尚未离任，我便担当起领头之责，召集了几位书记先行草拟了初稿。

彭德怀所寄出的信函送达后，主席并未即刻作出回应。当时，众多小组均对彭德怀的观点表示支持。华东小组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见解，而西南小组亦认为彭德怀所言甚是。

陈伯达此人品行不端，竟独断专行，宣扬“唯我彭大将军”的说法，言下之意，似乎只有彭德怀才有资格如此宣称。

这封信件当时并未公开发布，然而，毛主席却挑选了数位大区书记进行传阅。毛主席听闻会议方向已生变动，似乎矛头直指自己，心中焦虑万分。因此，他决意将其公之于众，遂将信件予以印发。

彭德怀曾说：“这封信是写给你的，你为何要公开发布？”

会议在位于我们住所后的饭厅内举行。会上，毛主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立场，他指出：“若大家认为彭德怀的主张正确，便应邀请王明归队，而我则愿意投身游击战。”此言一出，他情绪激动，勃然大怒。

“你无需煽动！”

此刻，毛主席的面色显得颇为严峻。会议的氛围因此瞬间发生了转变。

忽又出现一军事俱乐部。

罗瑞卿是祸根。

李锐、田家英与吴冷西等人，一同自某地步出，原本并无何事，不料偶遇罗瑞卿，于是心中不禁有些忐忑，急忙拐了个弯。实则，又何必如此紧张呢？

罗瑞卿，一位专事保卫工作的人物，其警惕性尤为敏锐。他迅速将情况上报给毛主席，由此，军事俱乐部应运而生。

至于张闻天、彭德怀等同志，他们与聂总同住一个宽敞的院落，彼此相隔甚近。用餐时，他们似乎也共聚于同一食堂。

彭德怀计划给毛主席写信一事，张闻天自然明了。在华东组的讲话中，他亦曾与彭德怀提及此事，而彭德怀亦表示对其支持。

然而，不妨深思一下：为何几位政治局委员不能相互交流观点呢？你之前不也提到过可以互相交流，并需相互促进吗？若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忌讳发言，这又怎能行得通呢？

我昔时正任职于办公厅，自毛主席那次重要讲话之后，各小组的发言纷纷提出要求予以撤销。

八大之后，张闻天已成为候补政治局委员），我需向少奇同志请示后再作答复。

少奇说，别印了。

少奇同志在那个时期，实则持有较为正确的见解，但此后却不敢再公开发表。

少奇同志对此事亦感忧虑。他曾向乔木表达过自己的担忧，并要求乔木向主席传达这一意愿。

乔木坚定地表示，此事非我所能代劳，你必须亲自发声，由你来阐述，我无法出声。

在草拟决议的过程中，我们几人经过商议，一致认为绝不能将其描述为“反党集团”，毕竟乔木同志也在其中。

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“反党集团”，特别是有个“军事俱乐部”问题出来后，这个就非“反党集团”不行了。

因此，乔木在撰写那篇文章时，心中充满了矛盾。实际上，乔木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。

自庐山会议之后，闻天在科学院撰写的诸多文稿，均由我转呈毛主席。然而，毛主席对此并未给予任何关注。

往昔之际，我亦时常前往贵处（指刘英与张闻天）一访，每至其地，更需向他汇报，以防日后有人妄加揣测，对我妄加评断。

主席询问，他的状况如何？我回答道，情绪尚可，他正专注于研究工作。

他往昔常常穿梭于国际书店，寻觅各类书籍。然而，那段时间，他专注于学术研究，潜心研究。自此，他的境遇急转直下。其间，涉及高岗、彭德怀等重大案件，毛泽东认为张闻天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至少在我看来，他对这些事件深信不疑。

张闻天、毛泽东、宋庆龄、周恩来、陈毅。

11

文革前状况

我们这个党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遗留了许多疑问，时至今日，我仍深感困惑。毕竟，那些原本出自毛主席之口的话语，为何又能被其逆转呢？

譬如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一文，毛主席曾亲自向我提及，称秋白同志为书生，并赞誉其文章之佳。

他的言下之意，显然并非泄露了党的任何机密，更不可能是叛徒。然而，不知为何，突然间人们将他视为叛徒，这同样是出自他本人的口述。因此，某些事情变得扑朔迷离，让人难以捉摸。

在武昌会议期间，毛主席虽表面上正式将权力移交给了刘少奇，然而实际上他并未真正放手。这种所谓的“移交”，仅仅是由于当时他精力不济，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。尽管如此，只要他不同意的事，任何决定都不得不推翻。

彼时，他似乎对小平同志有所微词，曾言小平同志对他有所封锁。他过往提及高岗时，曾指出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，以及一个独立王国，这番话是针对高岗而言的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前夕，他提出了设立一个独立的计委以及成立一个书记处的建议。

他成功组建了计委，此举包括将余秋里、林乎加等人才调任，同时让李富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
李富春此时亦识趣，遂提笔致信，宣称他将不再过问此事。所有事务悉数交由余秋里负责处理。余秋里自然对李富春的安排表示了充分的尊重。

在提及设立另一书记处之际，邓小平同志自然不便直接发声。于是，周总理开口说道，这恐怕不太适宜。

他当时考虑要任命谁担任书记一职？他心中所想的是陶铸。因此，后来若有说法称陶铸是刘少奇将其调入中央的，这无疑是对刘少奇的一种不公。

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，说“我是帅，邓小平是副帅。”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。

会议结束后，众人纷纷热议，对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感到疑惑。自然，无人敢轻易发问，然而彭老总却当场反驳，反问：“你不是早已领兵出征了吗？”

此外，他还提及李富春似乎惧怕鬼神，然其意涵莫测。继而又在文中将李富春描绘为常委，然而任职未久便再遭变故。总之，主席最终行事无章可循，众人皆不明其究竟欲何为。

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详情，我实不知情，那期间我身处囹圄，对外界一无所知。

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人们传闻毛主席曾提出“反周必乱”的观点。我认为那时他对此认识相当深刻，明白自己若需他人辅助才能完成这些任务。难道毛主席能够胜任总理的职务吗？（刘英插话：当不了！）

因此，对于周，他的感受是这样的：一方面，他察觉到对方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令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深知没有这个人，事情便难以顺利进行。

周在处理这类纷繁复杂的事务间，总能游刃有余地施展调和之术。以往我们不是常常以“不倒翁”来形容周吗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周的确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，若非有他的支撑，情形恐怕难以设想。若缺失了他这番和稀泥的智慧，我国的国家面貌又当如何呢？

（刘英插话：后来毛泽东对他产生了不信任感吧？）

信任难以建立，但即便如此，信任谁又能真正掌控呢？康生能吗？王洪文渴望成为总理，但无论是王洪文还是张春桥，他们都无法胜任。

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期，毛本人亦深知此局若持续发展，终将不可收拾。然而，他自己终究离去了，这个局面便只得留待后世之人接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，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，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。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，对他刺激太大了。

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，就相信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，当然还有江青。